“我们是被侨93%批养大的一代”，数百封{侨批里，}一个潮汕家族的百年家史
澎湃新闻记者 李梅 设计 周寰
“接来航信，喜悉添一男孙，欣慰。兹逢批期，寄去港币柒拾伍元，到照查收。妥后抹出五元祖母大人收，又抹五元孙儿收，余为助家务之用。”
1964年，谢龙波在广东揭阳出生，远在新加坡的祖父谢南清寄来侨批，喜悦洋溢在字里行间。
侨批每月按期跨洋寄来，带着汇款和祖父的牵挂：
“孙儿伶俐乎？”
“今冬（指收成）情如何？”
“外祖母诞辰，未知儿尔（指谢龙波父亲）曾否办礼往祝寿乎？”
今年62岁的谢龙波，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家里收到祖父侨批时的情形：“我五六岁那年，正在村里的晒谷埕帮忙晒稻谷，远远看到批脚（投递员）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跑着去告诉妈妈：‘阿公来了！’”
谢龙波兄弟四人，是被侨批养大的一代。自曾祖父谢逢记，谢家三代13人相继下南洋打拼，作为家书和汇款凭证的数百封侨批，则见证并记录下谢家的百年家史。
随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尘封在侨批中的南洋华侨故事被再次发掘。在上述谢氏家族的故事里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华侨家庭更多的真实经历：不会写字的阿嬷，将歌册上的字剪下，拼贴成信寄往新加坡寻夫；饥荒年间，孩子被卖掉前，侨批及时寄到；物资紧缺时，华侨购买千斤化肥等物资押送回乡……
2017年，谢龙波陪父亲谢昭璧将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等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。“虽然我们家族的侨批里，没有电影中那样动人心弦的句子，但字里行间，透出的全是‘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’的那份情义。”谢龙波说。
以下是谢龙波的讲述。
初下南洋
我们谢家的故事，要从改姓说起。
先祖老方公本姓方，是潮州人。他幼年时，随改嫁的母亲来到揭阳谢家，按照那时候的规矩，他也改姓为谢。这件事听起来平常，可在我们家族里，传了一代又一代。所以直到今天，我看见姓方的人，心里总会莫名地涌起一股暖意——那是血脉里的记忆。
家族的兴盛，是从老方公之后的几代人开始的。从我太公（曾祖父）往上数三代，也就是我太公的太公那一辈，做的是棉纱生意——常年往浙江一带进货，采购棉纱回来卖，以国内贸易为主。我们潮汕人做生意的本事实在是天生的，祖上那几代人凭着诚信和勤快，把生意越做越大，积攒了大量财富。
我从小就听父亲讲，家族最鼎盛的时候，家里是有功名的。清朝那会儿，富商赚了钱，可以捐纳功名，穿官袍。我们家族里至今还保留着先祖的画像——画上父子三个人，个个穿着官袍，仪表堂堂，威风凛凛。
靠着棉纱生意，先祖们买了很多房产和田产。我们现在住的那四间老房子，就是当年先祖留下来的，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后来经过修缮，我父亲至今还住在那个老屋里。
可是，再大的家族，也扛不住时代的洪流。
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清朝一天不如一天，社会动荡，战乱频发。再好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，再多的家产也守不住了。我们家族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衰落下来，有出没进，只能靠变卖田产和财物维持生计。那些良田、宅院，一块一块、一座一座地被卖掉。卖到最后，就只剩下那四间老屋了。
我的太公叫谢逢记，出生于1880年。太奶奶池顺容和太公是邻乡，娘家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在当地是大户人家。她是真正的富家千金，从小裹脚——那时候叫“裸脚”，双脚被缠得变了形，干不了重活，走不了远路。她嫁给太公的时候，大概也没想过有一天会过上那样的苦日子。生完我祖父谢南清，她身体虚弱得不行，一点奶水都没有。孩子饿得哇哇哭，她只能跟着掉眼泪。
那时候的太公，站在那四间老屋前，怀里抱着刚满月的儿子，身边是裹着小脚、虚弱不堪的妻子，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。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，没有稳定的收入。如果不出走谋生，全家都得饿死；如果走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。
他最终还是选择走出去。
1905年，太公变卖了家中仅剩的值钱物件，又四处筹钱，凑够了下南洋的船票钱。那时候的交通已经比早年的红头船进步了一些，是从汕头港坐汽船出发。临走那天，他没有带什么行李，只带了一个藤篮、一条水布以及几件破旧的衣服，这是当时我们这里下南洋的标配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他这一去，就是十几年杳无音信。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的一封侨批感动了很多人——“吾妻淑柔，展信安康，行船入夜，恰江上升明月，似与你并肩共赏，江海万里，心中念你，便不觉遥远。”
我太公不会写这样的信。他在一次寻找工作时，误入当地的“猪仔馆”，失去了人身自由，连信都寄不回来。
剪字拼信
太公下南洋后，整个家就落在了太奶奶池顺容一个人肩上。
太奶奶从小在梅县的大户人家长大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嫁到谢家后却要一个人撑起一个家。她的脚是裹过的，走不了远路，干不了重活。刚生完孩子没有奶水，她只能用米汤一点一点地喂我祖父。那时我们那边每家每户都养猪，早上把猪赶出去，猪会随地拉屎。我祖父谢南清五六岁的时候，天不亮就要出门捡猪屎，用作田地的肥料，有时候捡不够一筐猪屎，饭都没得吃，那是他最深刻的童年记忆。
太奶奶对我祖父谢南清管教极严。不是苛刻，是那个时候的穷人家，没有犯错的机会。打碎一个碗，就两顿不能吃饭。太奶奶用这种方式教育我祖父：穷人没有本钱犯错误，做人要勤劳，要谨慎，要珍惜每一粒米、每一分钱。
那个年代，在村子里没有男人撑腰，孤儿寡母的日子有多难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心酸。请人帮忙干活，人家反过来诬陷你；卖几亩薄田，人家趁机压价，你连争辩的底气都没有。太奶奶只能忍着，夹着尾巴做人。她娘家虽然做药材生意，但那时候时局混乱，娘家也自顾不暇，能给的接济非常有限。
虽然艰苦，家族里仍传承着“勤劳、顾家、不轻易求人”的家风，再苦再难，也不肯低头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。一天，一月，一年，五年，十年。
那些年，太奶奶心里头有三个最深的恐惧。一是担心太公在海上遇到风浪，葬身海底；二是担心他在南洋穷困潦倒，生了病没人管，客死他乡；第三个担心最煎熬，那时候，潮汕地区下了南洋的男人，很多都在当地另娶了妻子，潮汕话叫“娶番婆”。有的男人因此一走十几年不回来，跟家乡的妻儿彻底断了联系。我太奶奶也怕太公会这样——就像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叶淑柔误会丈夫郑木生在南洋娶了二奶一样。
太奶奶想给太公写信，可是她不会写字。她是个聪慧的人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当时潮汕地区的歌册是老百姓喜爱的读物。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樊梨花》这些讲述传统故事的歌册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本。太奶奶从箱底翻出那些泛黄的歌册，拿着剪刀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剪下来，按心意拼好，用米糊贴在纸上，凑成一封信，并托同乡下南洋的人带给太公。
这封“歌册拼信”历经曲折，真的送到了太公手上。
我不知道太公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是什么表情。我只知道，太公那时候已经在南洋吃了十几年的苦，刚刚获得自由，做了一点小生意。他看到那封拼起来的信，就知道家里的妻子还在等他。那些从歌册上剪下来的，大大小小、歪歪扭扭的字，拼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妻子十几年没说出口的话。
太公没有犹豫。他放下手里所有的生意，收拾行李，立刻启程回家。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阿嬷叶淑柔也是不识字的人。她收到南洋寄来的信，要找人读给她听。她自己的心声，要靠别人写出来寄到南洋。那种隔着一片海的分离之苦，不经历过的人，是体会不到的。我太奶奶连找人代笔都做不到，她只能自己剪、自己贴、自己拼。
十几年了，太公终于回来了。夫妻相见的那一刻的场景，时间久远，我没办法用语言描述。但他们终于团圆了。
侨批救子
太公谢逢记返乡后，家里依旧穷得叮当响。儿女还没成年，日子还是过不下去。没多久，他又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——再次下南洋打拼。
有了第一次下南洋的经验，太公这次很快站稳了脚跟，开始在街头摆摊做小生意。凭着诚信和勤劳，太公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。家族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一百多年前的老照片，照片里太公和三位朋友戴着礼帽，穿着体面的衣服，在照相馆里正式合影。那是太公在南洋站稳脚跟的见证。
太公抵达新加坡不久，祖父谢南清很快就收到他寄回的第一封侨批，那是一封平安批。后来家里人才知道，这封侨批是从侨批局（为华侨提供通信和汇款服务的民营机构）赊来的。原来当时的侨批局都是诚信经营，最有名的像魏启峰批局，信誉极好。当时的侨批局有很多这样的事例：你是潮汕人，又讲诚信，家里一旦有了急事，好好商量，可以先预支一笔款项给你。
这种现象也是当时下南洋的潮汕人互相帮助、互相照应的佐证。
1925年，祖父谢南清结婚了，他当时20岁。婚后，祖父陆续生下两个儿子，长子谢映潜，次子谢映逵（即我的父亲，又名谢昭璧）。儿子逐步长大，家里的日子依然难熬，祖父决定去新加坡找他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太公谢逢记。1935年，祖父从汕头港出发，经过约一个星期的颠簸，到达新加坡，这是我们家族第二代人“过番”（即下南洋）。
从那以后，侨批每月都能准时寄达。
可好景不长。1939年，日本人来了。汕头被占，东南亚也被占了。日军严禁华侨直接寄钱回乡，要求华侨必须把钱财换成日元券才能寄。日本人想用这种方式把华侨的血汗钱榨干。就这样，侨批中断了。
日军在村里横行霸道，到处抓壮丁修军事基地。我父亲谢昭璧和大伯父谢映潜，先后多次被日军抓去当苦力。稍有不从，就是一顿鞭子，用枪托砸，拿石头扔。那些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，我父亲亲眼看见身边的乡亲被抓去毒打。
到了1943年，潮汕地区先是遭受旱灾，后是蝗灾，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。那一年，我们家也到了生死边缘。家里仅剩的三亩田，被人趁机低价收购。一亩田原本能换四百多斤稻谷，最后只换了两百多斤，差价全被中间人吞了。为了活命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——从南洋寄回来的毛毯、衣物等，无一留存，就这样一家人苦苦熬了两年。那段时间粮食根本不够吃，全家人饿得皮包骨头。我父亲谢昭璧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说饿得“整天头晕眼花”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家里人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：把我父亲卖到江西去换粮食。
那时候江西那边缺劳动力，愿意收养小孩。卖掉一个孩子，换一点粮食，剩下的人才能活下去。中间人已经谈好了价格，准备上门来带人走，侨批到了！就这样，我父亲被那封侨批救了。
在当时的潮汕，比我们家更惨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侨批救命的故事流传至今。我听说过有一户人家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全家商量好要买毒药，一起自杀。饭菜都做好了，毒药也放进去了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准备吃最后一口饭。就在他们要动筷子的时候，侨批送到了。那一家人，就这样活了下来。
月寄两封
我们家祖上三代人下南洋，是侨批大户，但解放前遭到过三次盗窃，所以此前的侨批都没能保存下来。我们家族目前所能见到的大多数侨批，都是我祖父谢南清1951年之后寄回来的。
虽然太公下南洋那段时期家里很穷，但太奶奶还是咬牙供我祖父读了五六年书。祖父很聪明，他不仅能识文断字，还能辨认中药，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难得的。祖父去下南洋去到新加坡后，得益于他父亲打下的基础，在克拉码头开了一间店铺。那店铺有几十平方米，位置极好，是返乡华侨的必经之地。
店里卖的是鱿鱼、洋参、补品、米、豆糖等，属于干果海味店，不是普通的杂货铺。祖父的经营方式很先进，他会提前付定金给渔民，大量收购海货，形成稳定的供应链。他是店里的第二股东，大股东只出资不参与经营，所以店铺实际上是祖父在管。他既要管生意，也要亲自干活，领一份工资。
那时候新加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，每次最多只能寄75元港币。祖父非常顾家，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点，每个月分两次寄。汽船从新加坡到汕头大概六七天，来回半个月，刚好能保证每月两批侨批准时送达。
我生于1964年，在四兄弟里排行老二。我自己也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五六岁那年，正在村里的晒谷埕帮忙晒稻谷，远远看到批脚（投递员）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跑着去告诉妈妈：“阿公来了！”
除了按时寄来的侨批，我对祖父寄来的那些食品、用品也都还有印象，包括瑞士梅花牌手表、英国三枪牌自行车、仙都牌缝纫机，以及羊毛衫、香皂、洗衣粉这些用品，还有巧克力、阿华田奶粉、猪油、饼干这些食品。在当时，村里人看了羡慕得不得了。我们家的日子相对村里人来说，要好得多。我父母乐善好施，时常挤出一些食品接济乡邻。每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村里有些村民揭不开锅，就会到我们家来借米，我们都慷慨地给他们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家乡什么都缺，尤其缺化肥。祖父买了1000斤德国产的化肥，装成两大木箱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亲自带着化肥等物资，押送回乡。祖父将其中800斤化肥赠送给了生产队，这些化肥在当时价值不菲。
随侨批里寄回来的，从来不只是钱。在祖父的信里，他会问家里老人的身体怎么样，问我父亲的学业怎么样，问田里的收成怎么样。他会叮嘱很多琐碎的事情，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，谁谁家的红白喜事要记得随礼，太奶奶的药记得按时煎。
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祖父信里那些教人做人的话。如“知足必常满，无求品自高”，这些话，是祖父留下的家风。
侨批传承
我们家族有一个坚守了百年的规矩：无论在外发展得多好，老家必须有人留守、祭拜。所以，当年祖父谢南清去南洋的时候，把我的大伯谢映潜带了过去，而我父亲谢昭璧则留在了老家。
我父亲谢昭璧是1952年结婚的，那年他19岁。当时我们家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，也有了积蓄。在海外的祖父寄钱回来，帮我父亲娶了媳妇，也就是我母亲。那时候太奶奶还在，家里有我母亲照料，就有了主心骨，我父亲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。
结婚之后，我父亲还去汕头市读了两年初中，他大概10岁的时候都还没上过学，读书都是后来慢慢补的，直到1955年才读完初中。父亲求学期间，祖父从新加坡寄侨批回来，在信里反复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习。
读完初中后，我父亲也在琢磨以后的出路，一开始想在家务农，后来又想出去做生意、去外地找工作，但祖父不同意。祖父说家里有太奶奶要照顾，而且担心他出去会被人骗，所以我父亲就留在了家里。于是，父亲就想着种地、搞点养殖，没多久有了一个新机会。在1954年、1955年左右，镇里的一位领导提议，我父亲牵头新建一个戏院，就是镇里能唱大戏、放电影的地方。
当时需要筹备5000块钱启动资金，我父亲就发动华侨集资，前后忙了两三年，终于把戏院建了起来。戏院刚运营的时候情况不太好，我父亲就拓展了业务，兼办书店，补贴戏院的运营。也正是因为牵头建戏院这件事，我父亲得到了祖父的认可和支持。
现在想来，我父亲那时候也算是做出了一点成绩。建戏院的时候，他才二十几岁，那时候他还有一个身份，是揭阳县玉滘公社的侨联主席，平时会帮华侨落实相关政策，做了很多实事。
到了1976年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了祖父从新加坡寄来的一封特殊的信。那时候他六七十岁了，新加坡政府搞城市建设、改造码头，他的铺面被拆了，没办法再继续做生意。信里说，以后每年只有春节、中秋、夏收、秋收，每次各寄200港币回来，这些钱足够我们家买一年的粮食，但我们兄弟的学费之类的开支，就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了。
那时候我和我大哥谢梅波都比较懂事，读书之余都会帮我母亲做家务、干农活，分担家里的压力。我和我大哥又像当年祖父小时候那样，一大早就去捡猪屎，回来还要比谁捡得多。我大哥在外边发现牛粪，还会用手捧回家做化肥，因为牛粪晒干之后不怎么臭，是很好的有机肥。
我祖父在新加坡退休之后，就一心想落叶归根，他写了很多信给我父亲，还让我父亲写信给我姑姑谢映貂，说要回老家乡下养老。可我姑姑担心老家条件不好，就把护照藏了起来。后来祖父借着探亲的机会，在1982年回到了老家，那时候他已经77岁了。
我和我大哥后来能有点出息，我觉得离不开家风的传承，我们常说自己是被侨批养大的一代。1982年的时候，我大哥是我们镇里当年唯一考上本科的大学生，四百多人里就他一个，那时候我在南洋的姑姑还会每个月给他20元人民币补贴。
靠侨批养大的谢家第四代4兄弟。
说到我姑姑谢映貂，她是5岁那年，跟着我祖母一起去的新加坡。到了新加坡之后，她就开始上学，那时候很多人都让孩子读英文学校，觉得以后能做律师之类的工作，但我祖父特别希望她读华文学校、学普通话，因为我们华侨都希望孩子不要忘记家乡，以后有机会还能回去。
这次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末尾出现的一封侨批，就是我姑姑用铅笔写的，当时她才8岁，内容是向远在潮汕的祖母拜年，并把自己的奖学金寄给祖母作为腰金（红包）。这就是我们家风的一种传承。
最后，我想说，我们家族这百年的往事，只是那千千万万侨批故事中的一个。可每一个故事背后，都有一个像太奶奶一样守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有一个像太公一样漂泊了一辈子的男人，有一个像祖父一样月月寄信、时时牵挂家乡的游子。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，讲述了一个关于家、关于国、关于爱、关于根的故事。